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将带来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服务业的很多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国的研究发现，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大约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制造业对于服务业的创造能力又与制造业的类型有关，一个城市的制造业越是能够为劳动者创造收入，那么，这个城市的制造业的劳动者就越能产生服务业需求，从而带动更多的服务业就业。

明白了上述道理，对于已经进入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为主阶段的大城市来说，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进入，是不是南辕北辙的政策?如果随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而其供给受到限制，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快速上升，而使用这些劳动者的雇主的生产成本将上升，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各个城市都给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一定技术职称的人)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在户籍与福利挂钩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受到了留在城市的鼓励。

结果呢?大量“低层次就业”的现象出现，大学生在做银行柜面的工作，大学里的辅导员甚至是研究生毕业。有数据显示，在最近这些年，在低端劳动力中，外来劳动力的工资上涨速度超过本地城镇劳动力，而在高端，外来劳动力的工资上涨速度却慢于城镇居民。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低端劳动力的供给相对受到了限制。

“人的城市化”遇到了巨大的体制障碍。在中国，由于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产生了与户籍挂钩在一起的“市民权”问题。如果不是长期以来对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限制，不会有那么大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和收入差距，也不会有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差距(比如生均的教育经费，比如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本地人口也就不会害怕在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外来的常住人口后会减少本地居民的福利。

这种对于外来人口分享福利的恐惧转化成了控制城市人口扩张的呼声。我不否认，在短期内，的确存在人口扩张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因此，有节奏地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是现实的，或者说不得已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将常住人口逐步纳入到本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中，这是必需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能够对来自一个国家内部的公民给予不同的权利，除非他们是在其他地方纳税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