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记者赵钊用镜头记录下了6月20日发生的悲惨事件：14时30分，陕西渭河宝鸡峡水库泄洪放水，之后在渭河桥南胜利大桥与世纪大桥中间河道河洲钓鱼的一名男子被泄洪河水围困，16时27分河洲仅剩一平米左右，被困男子与消防队员互相呼应试图摆脱困境，16时55分男子被卷入洪水，17时05分男子终于从水面彻底消失。

这一事件由这样一些表象要素构成了其特殊的悲惨性：事件发生所在渭河河道并非郊区农村，而是处于宝鸡市区；从宝鸡市区南部流经的该段渭河河道无论上游还是下游，就近都有大桥可以依凭利于救援；受难者所困河洲与河岸距离仅为三四十米；受难者是具备与救援者配合能力的成年男子；从泄洪放水到该男子消失长达两个半小时之久，有着足够长久可以救援的时间；此时并非暴雨，没有电闪雷鸣，而是阳光明媚；消防队员除了试图向男子扔绳子之外，别无它法，可说是一筹莫展；岸边人群真正都是眼巴巴……

宝鸡是中国西部重镇，是西部地区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在这样一个城市市区发生这样的事件，可说是二十一世纪的“奇迹”。当被救援对象为比较具备配合能力的成年男子时，最忌讳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都极其有利并拥有充足时间时，救援却是束手无策，所暴露出来的装备和训练水平之差无法想象。直升机救援可能是奢望，但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总应该有舟船救援预案，连舟船救援都没有，实在无法理解。即使没有舟船救援预案，在仅仅只装备绳索的情况下，只要有一定的训练，也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死亡事件。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军队担任过教导员，曾带兵参加过抗洪救灾，虽然仅仅也只有绳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救援对象即使只是老人，他被卷入洪水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要死，也应该是我们军人死。

从记者赵钊所拍摄的系列照片看，受难男子直到被卷入洪水，还依然没有放弃随身携带的背包之类物件，更没有脱去衣裤鞋子，说明他对如何应对洪水毫无知识。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缺乏应对灾难知识教育有关，但就事件本身而言，则暴露出了消防官兵缺乏最起码的训练。消防官兵曾要求该男子蹲下保持体力，证明与男子之间可以进行对话。既然可以对话，男子应该如何应对洪水就可以接受指导，然而他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恰当指导。是消防官兵不想指导吗？当然不是，而是现场官兵本身就没有得到相关知识的训练，从而无法指导被救助者。当在二十一世纪而没有二十一世纪的装备，又没有最起码的训练，除了眼睁睁看着救助对象死亡，还能是什么结局？

这一切当然可以归结为体制问题，但是，体制是死的，人是活的。体制不是卸责的箩筐，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动的责任。装备直升机或调动直升机也许受体制约束而非常困难，但装备舟船在一个地级市则没有体制困境。即使装备问题需要层层审批，但消防单位进行基本的防洪救灾训练并不需要市委发红头文件指令。把自己视做体制的奴隶，那才是更深重的“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