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安利方面又和刘月映进行了四次会谈，但都不欢而散。“童主任问我，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安利公司的内部制度都不执行，我们还需要什么帮助？”刘月映认为，安利公司一直在“安抚”她，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而最近的一次会谈中，刘月映告诉记者，童主任跟她见面的开场白就是：“这次见面不是我愿意来的……”

折腾了三四年，刘月映现已陷入对安利深深的失望中，她写了一篇《团结起来，我们一起维权——告全国安利受害者同胞书》的文章发到网上，“权当我向政府相关系部门的实名举报”，并称将向直销主管部门商务部实名举报。

记者了解到，在网上发帖后，很多人和刘月映取得了联系，“一些是咨询的，就是准备加入安利的人询问到底该不该加入;也有一些是劝我不要把事情闹大的，以防安利报复。”

而她的这番维权举动也的确很快获得了“回报”：她的丈夫、身为安利高级经销商的李文被安利中国“除名”。安利山东市场部童主任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维权举动“伤害”了安利公司的利益。“安利公司的利益是利益，我们的利益就不是利益?”刘月映愤然表示。

刘月映不知道的是，安利直销模式早在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中就被指“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报道指出，和沃尔玛等商超模式相比，以安利为代表的多层次直销，把现代化商业的高效大规模运作逆转为每个人单独的销售运作，从宣传产品、进货、库存、销售、送货、到售后服务全部要每个人自负其责，效率是大大降低的。“安利的营业模式直接导致了营销效率几十上百倍地下降，但是由此而造成营销成本的巨增却是不需要安利公司承担的，而完全由营业代表自己承担。

同时，上级营业代表可以有效地将成本转嫁给下级，而上级却还可以拿走下级利润中的一大块。这才是安利和传统商业根本性的不同之处。”上述报道还指出，“下级的营销成本会几十上百倍的急剧上升，要想通过销售产品来弥补成本，事实上已经毫无可能。

因此，绝大部分底层是必然要赔钱的，最后绝大部分人做不下去，离开也是必然。此外，安利的营业代表并非安利员工(如果是员工，则按照劳动法，安利就必须为他们买福利、社保)，而都是独立经销商，这在法律上意味着安利公司不必对经销商的行为负责。”

业内律师也对记者表示，刘月映的情况“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比较复杂。”而刘月映6月18日告诉记者，她已向烟台工商局反映了相关情况，令她意外的是，“我一提，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就知道这件事情。”